从游侠到豪侠再到官侠，中国古代“侠”之文化为何会发生异变
提起侠客一词，大部分人的第一印象便是金庸武侠小说中武功高强行侠仗义的英雄人物，他们或放荡不羁，或洒脱高洁，引得人深深向往。诚然，历史上的侠客如影视文学作品中的不在少数，但其实，他们也是在随时间经历了数代演变之后，才形成此类特征。
侠客产生的社会背景
古代生产工具的落后注定了社会资源生产效率的低下，这导致平民百姓的生活只能在温饱线上挣扎。若是遇到政治黑暗的年代，基本生存亦会更加困难。
因此，在精神上，这种对上天的无奈和对社会不公现象的愤懑，使得平民百姓渴望有一位“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的侠客来帮助自己摆脱困苦，侠客精神也顺应这种希望而产生。
由于周王朝初期便定下的以礼教人、以德服人的社会管理方针，当时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也普遍拔高，这使得侠客之行有了实施者与承担者。同时，这些侠客不为自己谋私利的行为出发目的，也为他们积累的大量的声望，成为时人钦佩与敬仰的对象。在这样的社会影响下，侠客自然也层出不穷。
以身触法，江湖留名
早期侠客的行为准则与行为规范全凭自己的道德底线与个人喜好，他们既不受朝廷管理，也不为法律约束。虽然他们人数不多，但大都由于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良好风范与高尚情操，所以道德水平与目光远见方面，也远超常人。
也正由于这类人的存在，才形成了侠客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第一阶段：游侠。他们的行为绝非是为了功名利禄与显赫名声，相反，由于他们所解救的人中大多与政治有所瓜葛，这导致他们时常与官府为敌，甚至连累自己遭到通缉也是家常便饭。
但是，与莫大危险相对应的，却是在江湖上极高的威望与名声。如汉朝时期的朱家与郭解，便是在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在解救了成千上百人的性命之后，才得到了“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的社会地位。又如《水浒传》中的宋江，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稳坐后期梁山泊的第一把交椅。
也许这种社会地位并非他们主观上所故意造成的，但作为他们付出的代价，这种回报却是他们应该得到的。由此可见，游侠人士在当时江湖中的影响力与声望是极为强大的。
时代更迭，思想挣扎
由于唐朝国力的鼎盛，莫说王公贵族，即便是普通百姓，在社会生活上也处于一种较为奢侈的状态。而西域与唐朝之间的频繁贸易往来，更使得当时的文化在杂糅百家之后，显得多姿多彩。
繁华的生活，灿烂的文化，再加上文人墨客的渲染，都令尚有春秋遗留之风的游侠不再将自己限制于所谓的儒家君子道德之中，保持着一颗淡泊明志的心，而是开始向朝廷靠拢，想要追求自己的一片荣华富贵。
也因此，侠客也产生了在历史发展中的第二个阶段：豪侠。“红线夜盗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床头金盒;聂隐娘为陈许节度使刘昌裔屡退刺客 ; 虬髯客更是有图王之志。”，这些虽只是文学作品的片段，但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试图改变的侠客们的真实影像。
但千年传承下来的游侠之风，却仍深深影响着豪侠们的思想与行为。李白诗中所言“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实际反映了在当时人们的心中，侠客依旧应该是那种不谋私利不问世事的人。
而这也使得依托平民百姓而存在的豪侠们，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不敢完全投身于功名利禄的追求之中，甚至即便在被官府重用之后，也要尽快脱身，不愿沉陷其中。由此可见，夹在官府与江湖中间的豪侠们，其思想上相比于充满江湖气息的游侠和其后充满官宦气息的官侠相比，具有更多的复杂性与可变性。
官府招安，江湖渐远
宋朝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市民阶层地位的提升，使统治者不得不在某些方面对广大百姓做出政策上的让步。大量从社会底层脱颖而出的士人进入官场，虽然他们政见不同，想法不一，但却大都为官清廉，品格正直。在这种社会良好风气的更正下，普通百姓对清官的依赖，渐渐高于相比之下更加虚无缥缈的侠人义士。
再加上深受儒家“为官入仕”思想的影响，人们的希望已普遍不在所谓的侠客身上，而是更希望自己进入朝廷，为民造福，侠的思想也因此开始体现在官的身上。当平民百姓的思想改变之后，摇摆于江湖与官府之间的豪侠们，也渐渐转投于官府的怀抱，不再犹犹豫豫。
作为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代表，《三侠五义》通过对几位侠客的故事叙述。描绘出了一副江湖气息十足的画卷。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部小说中，不同侠客们行为动机的背后却都指向同一个目标：功名利禄。
也许他们的除暴安良行为确实满足了普通百姓的需要与愿望，但其本质目的，却是将此作为自己拜见朝廷的投名状，以获取更高的政治地位。官侠作为豪侠的接替形式，也借此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最终成为侠客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最后一个阶段。
侠客们自游至官的背后原因
在中国社会的千年发展中，由于封建统治者自身的统治需要，一系列禁锢大众百姓思想的措施被运用。无论是宋朝的“存天理，灭人欲”思想，还是明清时期靠八股文取士的政策，都使得人们的思维愈发僵化，甘当侠客的人渐渐消失。而有关侠客的事迹，也在《汉书》过后，不再记录于书本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秩序的愈发严格与管理系统的愈发完善，原始侠客们的社会生存空间愈发受限，他们也不得不另谋出路以作资。在这种循环下，侠客行为变得愈发具有功利性而逐渐丧失原有的自发性，也属历史发展的必然。
同时，科举制度在隋唐之后的盛行，也对下层平民百姓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不管是两汉察举制还是魏晋九品中正制，都使得贵家大族垄断了为官之路，普通人难有出头之日。
然而，在科举制度施行后，下层群众的拔擢机会显而易见地扩大，当读书与做官紧密结合在一起后，百姓们的入仕积极性也显著提高，这一中国古代发展史的大变革，却间接造成了侠客们后继无人的尴尬情况。
社会主流思潮的改变，也对侠客的存在产生了致命的打击。因为侠客们自身武功高强，非寻常人能敌，再加上他们以暴制暴的惯用手法，万一在行侠仗义的过程中对无辜者造成了伤害，无人赔偿这种损失便成了一个社会现实性的问题。
久而久之，侠客们的社会声望与自身名气开始受到致命性打击，他们也不再受到群众的爱戴与拥护。侠客们作为不受朝廷控制与法律监管的人，早就为朝廷所忌惮，而在没了“白昼杀人红尘中,京兆知名不敢捕。”的社会地位后，他们的人身安全开始受到极大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之下，相比对抗官府，加入其中，反倒成了最好的解决措施与选择。
虽然不同时期的侠客对社会的影响的深度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早已渗透进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侠客们的故事作为大众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极大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行为也被不断模仿，成为中华文化的一种符号。
而作为说书先生和文学作品的描写对象，他们又在客观上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平民阶层地位的提升。同时，侠客们作为曾经百姓所崇拜与敬仰的对象，他们自身所拥有的品格与修养也在不自觉中成为了中国道德标准的一部分，在千年间对国人的思想观念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其实，侠客精神在我国的文明传承中从未消失，它只是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显现方式而已。无论是战争时代抗击外敌侵略的英勇战士，还是在和平社会乐于助人的热心群众，都是传统侠义精神的传承者与实施者。而行侠仗义这种方式，也在不断地文明进步中，更加合理、自然的融入这个社会。
参考资料:
《史记·游侠列传》
《论武侠小说》
《中国文学侠特征的异变及启示》
